朱熹七岁那年随父迁居建州，在武夷山屏山书院师从刘勉之等武夷三先生。在三先生对释氏学染有渐以及其父亦耽于佛老的背景下，朱熹在儒佛之间出入十余年。赴临安赶考途中，朱熹随身携带的书籍仅仅一册宗杲的《大慧语录》。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朱熹这一年春风得意，竟有赖于他在答卷中援用禅说、标新立异，大受考官赏识，成为他十九岁等进士第的重要因素。两年后，朱熹任同安主簿，其间多次拜访二程三传弟子李侗，最终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于绍兴三十年正式师事李侗。时年朱熹已经三十一岁。朱熹不断丰富的阅历，尤其在任同安主簿期间面对南宋的社会矛盾，更加促使他逃禅归儒。朱熹这一早期的思想转变，决定了他的人生坐标，决定了他的理学体系的建立和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我在《“逃禅归儒”辨析》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从略（请参阅“当代理学网”或鉴观主页：www.yzdk.blogchina.com）。
朱熹登第后的五十多年里，除了为官九年，在朝四十六天，其余四十多年都在讲学传道，著书立说，一生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等六十余部著作。宋以后的科举考试答卷一律以他的注释为依据，他的著述被明清二朝列为儒学正宗。
淳熙十五年，五十九的朱熹上万言奏章——《戊申封事》，主张“正心”、“选任大臣”、“振举纪纲”，表现出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在庆元元年六十六岁时入朝任侍讲。当时宰相韩侂胄弄权，贬诬朱熹的学说为伪学，致使朱熹学派的人多遭流放、坐牢，门人散尽。史称“庆元党案”。庆元三年，朱熹罹学禁避患游学古田，遂有《水口行舟》传世。诗云：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朱熹身处逆境仍然充满乐观精神，没有消极避世，对收复国土满怀无限信心。
朱熹在南宋阴霾重重的背影里艰难跋涉了七十一个春秋，庆元六年（1200年）病殁于建阳考亭。嘉定元年，诏赐谥“文”，故称朱文公。到了淳佑元年，宋理宗下诏学宫将朱熹从祀孔庙，取得了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此后历代帝王造神之举不绝，直至距朱熹去世五百多年的康熙五十一年，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廊进入了大成殿。李光地奉旨编撰《朱子全书》由康熙帝亲自作序，赞誉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完成了对朱熹“圣人”的塑造。
今天，我们要以多维的文化视角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朱熹，不要被圣人朱熹的迷雾阴翳，客观认识和肯定朱熹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朱熹的肉身早已腐朽，但是他代表的理学文化并没有死，他建立的体系决不是一座死寂的古堡。
多维立体研究中的朱熹与单维线性下的圣人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论吹捧还是贬斥，最终发现朱熹正是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大浪中，朱熹和孔子一样，是汹涌而起的两座洪峰。
朱熹泛道德主义的人本主义理学体系深刻代表了一种东方的文化精神与传统，像一座巨大的古堡矗立在东方文化的大漠之上。它被历代帝王错彩镂金、髹漆鎏镀了几个世纪，灿烂辉煌地耸入云端；也经受了西方文化飓风的冲撞和现代政治风暴的轰击，弹痕累累，摇摇欲坠，然而它还是矗立的民族心里的潜意识深沉。它以不可抗御的精神凝聚力驱使炎黄子孙自觉进行文化认同。它从孔子“仁”的圣殿发源延伸而来，一直渗透进我们现代人的意识，融化在民族的心里结构和思维模式之中。至今还在悄悄锻铸国魂、熏染民心，使人的现实自我挣扎在传统中，又在传统中实现现实的自我。
朱熹人本主义理学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就是伦理理性。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他的理学，就是浸透伦理理性精神的人学。伦理理性造就了一个道德的民族，一个礼仪的邦国，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凝聚力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维系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然而，批判的理性也必须进行自我批判，才能具有不断超越、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朱熹作为儒家伦理理性的象征，他有幸集传统文化与伦理理性的全部精华于一身，又不幸集传统文化与伦理理性的全部内在矛盾于一身。因此后人从继承他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中所应期待的，是对儒家文化的历史超越，而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未来复兴。朱熹的现代意义，就是作为一面传统文化的历史镜子，让处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汇席卷下的人们，置身于世界化的多元理性和多维文化视野中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以推动整个人类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